中国美术片——从水墨动画说起

擎天柱

我们先要厘清水墨动画片和一般动画片的不同之处。水墨动画片的制作过程繁琐又耗时间，但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动画作业都在宣纸上完成。我们虽然在屏幕上看到活动的水墨滃染的效果，但是只有在静止的背景画面中才能找到真正的水墨笔触，只有背景画面才是如假包换的中国水墨画。原画师和动画人员在影片的整个绘制过桯中，始终都是用铅笔在动画纸上作业，一切工作如同画一般的动画片，原画师一样要设计主要动作，动画人员一样要精细地加好中间画，不能有半点差错；如果真的要在宣纸上用水墨画出那么多连续动作，世上没有一位画家能把连续画面上的人物或者动物的水分控制得始终如一。

　　水墨动画片的摄制秘诀不久前已在日本人制作的一张影碟中披露，原来水墨动画片的奥秘都集中在摄影部门。画在动画纸上的每一张人物或者动物，到了着色部分都必须分层上色，即同样一头水牛，必须分出四、五种颜色，有大块面的浅灰、深灰或者只是牛角和眼睛边框线中的焦墨颜色，分别涂在好几张透明的赛璐璐片上。每一张赛璐璐片都由动画摄影师分开重复拍摄，最后再重合在一起用摄影方法处理成水墨渲染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那头水牛最后还得靠动画摄影师「画」出来。工序如此繁复，光是用在摄影摄一部水墨动画片的时间，就足够拍成四、五部同样长度的普通动画片。难怪已初步掌握水墨动画拍摄技巧的日本人回国后都不想轻易尝试，对一买讲究时效的西方卡通电影工作者来说，他们也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每一张画面上分解、描线、分层着色并且在摄影台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固定和拍摄。中国人天生好耐性，能够在一根发丝上雕刻佛像，在一粒米上镂满经文，用同样的细心，再加上那么多描线女工，着色女工和从不抱怨的动画摄影师的合作，也使得水墨动画片创造成功。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在感动之余，还写了「创造惊鬼神」的题词案到上海呢。

　　就凭着那种水滴石穿的功夫和毅力所创造出来的水墨动画片，确实也引起西方国家、港台等地动画界人土的赞叹。《牧笛》中的牧童骑着水墨淋漓的老水牛从柳树中穿出，走过夕照中的稻田，走向村庄。动作细腻，感情含蓄，完全是中国格调的动画片，和狄斯尼卡通片中的趣味迥然不同。提起水墨动画片，就会想到特伟和钱家骏老师。

　　特伟姓盛，在任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期间，导演了《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牧笛》、《金猴降妖》、《山水情》等十多部卡通片。早在1956年，特伟就提出「探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在《骄傲的将军》中有所表现，将军的脸谱化造型和狄斯尼片中常见造型大异其趣，动作也形似舞台上的国剧演员。为了这部影片，特伟率领创作人员到绍兴大禹陵体会古时情调。曾经和金嗓子周璇合作过的著名作曲家陈歌辛应聘为影片作曲，陈歌辛把琵琶古典＜十面埋伏＞中的片断用作将军彷徨无助时的背景音乐，和画面水乳交融。这部只有30分钟的卡通片令人耳目一新，为日后陆续出现的强调中国民族风格的卡通长片起了带头作用。

　　现在有人说起水墨动画片，似乎都是特伟的功劳。我们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老同事的囗中了解到，贡献更多的是钱家骏老师。钱家骏是动画系的系主任，为了把我们十来个只是对美术有点兴趣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培养成动画人材，经常从市区赶到位于上海西郊的学校教课。最佩服他的线描功夫，他亲笔所画的一大本＜一幅僮锦＞的分镜头画面台本（STORY  BOOK，又称故事版)，线条流利娴熟，不知道现在还存放在电影厂的数据室吗？而长达60分钟的动画片《一幅僮锦》，处处显示出钱家骏的丰赡艺术修养，绘景人员应他的要求在绢上画出青绿山水，增添了影片的抒情意味。可惜他不善辞令，又背着国民党励志社社员的包袱，名气总不如共产党员出身的特伟响亮。《牧笛》的分镜头画面合本全是钱家骏的手笔，牧童和老水牛的造型定稿，也是钱家骏的线条。

　　看过《牧笛》的观众想当然的以为国画大师李可染也参加了影片的摄制工作，李可染根本不闻不问，他老人家只是借出几幅牧牛图挂在摄制组的墙壁，工作完了那几幅昼又被送回北京，最奇怪的是李可染看了《牧笛》没有半句评论。

　　《牧笛》总长20分钟，筹备期从1961年开始，1963年才完成。背景设计请来自西安的国画家方济众担任，绘画底子很好的钱家骏又画出每一个镜头的设计稿（即台湾所说的构图）。如今钱家骏早已退休，在一幢公寓内深居简出，房内书桌上放着一张他的母亲的黑色剪纸头像。当我们从屏幕上看到天真的牧童，潺潺流水和摇曳的竹枝，请别忘了有一位寂寞老人为水墨动画片所作的贡献。

　　水墨动画片不是只有《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和《山水情》，早在《小蝌蚪找妈妈》之前，先拍了一部可以放10分钟的《水墨动画片段》，包括《鱼虾》、《青蛙》、《小鸡》三个小片段，试验成功后才拍摄有剧情的《小蝌蚪找妈妈》。《小蝌蚪找妈妈》的旁白，由时常在银幕上扮演革命女英雄的张瑞芳担任，虽然她在念旁白时装出很有母爱的声调，实际效果并不好。

　　文革结束后，又拍了一部水墨动画片《鹿铃》。台北的一位朋友看了《鹿铃》录像带，觉得前面几段戏里的小女孩动态十分矫揉造作，小鹿的动作又完全照抄《小鹿斑比》中斑比在冰上四脚撑开爬不起的样子。1988年出品的《山水情》，却又是一部精品，同年即在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和莫斯科电影节获奖。

　　老同学孙总青等都是《山水情》的主要原画师，为他们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学子蜕变为优秀的创作者，在这中间所付出的辛劳，未必是远隔海峡的此地原画师能够理解的。这里的原画师工作时比较习惯套用现成的模式，比较喜欢多动铅笔，比较少动脑筋。就拿我的同学孙总青举例，她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读书习惯，也爱看电影和戏曲，能演、能编、能画，静静的思考时间比较多，但是她画的呎数并不少。有关这些问题的探讨，现在还不是时候，言归正传，还是继续介绍前辈吧。

　　「万氏兄弟」对中国早期动画片的贡献以及万籁鸣摄制的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已有人作专题报导。在此简要介绍万籁鸣的弟弟万古蟾，我们已经从录像带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剪纸片，追根溯源，剪纸片的创始人就是被尊称为「二万老」的万古蟾。万古蟾经过多次试验，1958年成功拍摄了第一部彩色剪纸片，有别于西方很早就有的却以黑色剪影形式出现剪纸卡通片。在以后陆续拍摄的《渔童》、《济公斗蟋蟀》、《金色的海螺》等影片中，技巧臻于成熟。万古蟾和他的创作伙伴们汲取了中国皮影戏和民间窗花的艺术特色，使各种类型的剪纸人物或动物在银幕上传达出各自的喜怒哀乐，有的古色古香，有的精灵活泼。在剪纸人物（动物）的关节处，用细铜丝或者从桌球拍的贴胶处刮下的小黏粒联结，然后把它们放置在摄影机前逐格拍摄。当然，也有个别片段是用动画片的动画绘制方法拍摄的，例如金鱼游动、渔夫撒网时的柔软扩散以及主角的摇头等。就拿金鱼的游动举例子，那种轻纱般飘动的尾部动作，就不得不用画在赛璐璐上的动画片段来代替，只是画法上仍采用剪纸的刚劲有力的线条，以免用动画代替的镜头与剪纸片镜头之间出现明显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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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剪纸片试用「拉毛」剪纸新工艺，出现了水墨风格的剪纸片《鹬蚌相争》。「拉毛」工艺使《鹬蚌相争》中渔夫穿的蓑衣和鹬的羽毛直接产生水墨晕染效果，拑摄过程比较简单，不会像拍水墨动画片那样反反复覆繁琐无比。后来，连羽毛工艺画的特色也被剪纸片引用，把羽毛贴在剪纸鸟类的身上，装饰与写实兼备，使1985年出品的《草人》获得好评。

　　剪纸片的摄制成本比动画片低，缺点是剪纸人物的表情变化和转面、转身都不能像动画片那么灵活自如，动作有局限。当某一个镜头中的剪纸人物动作和角度须要大幅度的改变时，只能借助于下一个镜头，而当下一个镜头中的人物动作和角度又须要改变时，不得不又依赖接下来的另一个镜头……于是，不断的剪，不断的画，一部短短的剪纸片拍下来，同样的人物，不知道要剪多少个。剪得再多，画得再多，还是难以避免人物动作长久保持同一个角度的缺点，但这个缺点也正是剪纸片的艺术特色。有的动画片，不是也很讲究「酷」味，让主角长久保持一个表情或者一个姿势一动也不动吗?

　　大陆的木偶片早期受东欧国家影响，凡是苏联有最新出品的木偶片，必定在美术电影制片厂多次放映作为工作参考用，连动画系的学生也不止一次的从电影厂借调捷克木偶片《皇帝和夜莺》、《仲夏夜之梦》观摩学习。著名的木偶片导演靳夕，曾经在50年代远赴捷克向木偶片大师特伦卡（大陆译作德恩卡）学习，他在1963年拍摄的《孔雀公主》长达80分钟，走的就是特伦卡的抒情路线。其中一长段孔雀公主南麻喏娜在刑场上向众乡亲依依惜别的舞蹈，细腻动人，足以代表中国大陆木偶片的水准。拍木偶片的木偶脚底下，都一律用脚钉固定，塑料制作的四肢用银丝贯穿，银丝甚至贯穿到五指，使特写镜头中的手指伸展自如。也有木偶不用银丝，而在手腕、手肘、膝盖等处装置灵活的关节，也适合逐格拍摄。为了不同的表情，只能用「换头术」了。

　　曾经在学生时代看过一部靳夕导演的木偶片《谁唱得最好》，影片通过两个遭遇悲惨的流浪儿讽刺当时大陆民众所认为的美国社会，木偶技巧无懈可搫，插曲也动听，只是那样的意识形态令人啼笑皆非。自《谁唱得最好》问世至今，数十年一闪而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也许只会片面地讽刺外国人和外国的社会，为什么不能正视自己国家里发生的各种奇奇怪怪、荒诞程度远胜卡通电影的现象?

　　当时的大陆文艺政策非常强调「革命传统」、「政冶挂帅」和「主题先行」，卡通电影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就，或多或少也受到影响，有被动的，也有人主动去迎合。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一直到1977年还拍出一部宣传「劳动人民决心紧跟党中央胜利前进」的木偶片，有关这部木偶片的怪事，以后会再提到。动画系的学生在上「中国动画电影发展史」的第一堂课时，只见教师敛容转身在黑板上写一行字：中国动画片在斗争中诞生，并且成长。

　　这位教师所指的是1948年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黑白动画片《瓮中捉鳖》。《瓮中捉鳖》放映时间不足10分钟，抨击的对象是国内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同一年摄制的可放映半小时的黑白木偶片《皇帝梦》，打击对象和《瓮中捉鳖》相同，先是让被丑化的主角唱独角戏似的演出了国剧「跳加官」和「花子拾金」，在接下来的「大登殿」和「四面楚歌」两个段落中，登台的配角人物也很丑陋，连当时的美国大使杜鲁门也被制作成木偶轧上一脚......以上两部片子的创作人员除了用鳖、狗等动物形象来挖苦在战争中失利的敌人，实在也想不出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和木偶片」果然诞生在国内战争中，那么，又如何去理解「在斗争中成长」呢？

　　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美术片组人员在1950年南迁上海，1957年，正式成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四十年代的上海市市长吴国祯飘洋过海去了美国，旧有的市长官邸门口挂上了「上海美术电影影片厂」招牌。有一位女原画师在厂里的一个木柜夹缝中搜到好几条黄金，可以想象当年吴国祯和他家人的出走是何等仓促。政治使得旧日市长的花园洋房扩建成电影制片厂的一排排楼房，在和平日子里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确实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卡通片，但是推行到整个中国大陆的强调「政治挂帅」的文艺政策，使得以儿童观众为主，放映时间只有短短数十分钟的卡通电影，也染上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已经听不到炮火隆隆，政治运动却一个个接踵而来，表面上平静如水，暗潮仍然汹涌，创作者力求自保，连万籁鸣也未能免俗地在1958年导演了动画短片《歌唱总路线》，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像百花盛开的大花园」，万古蟾在1965年导演了以「捉拿美蒋特务」为题材的剪纸片《红领巾》，同样的故事在1973年再度重拍，美蒋特务再一次在东海被捕获，出现了剪纸片《东海小哨兵》。1976年，特伟导演的剪纸片《金色的大雁》，牵涉到西藏的逃亡地主的「阴谋」。1974年出品的木偶片《带响的弓箭》，揭露了苏联修正主义派出以「北极熊」为代号的特务的「阴谋」。修正主义和反革命份子都被揭露；还缺一个帝国主义，1960年拍摄的动画片《原形毕露》，就让美国总统艾孙豪威尔大出洋相，最后成为被全世界劳动人民唾弃的过街老鼠。毛泽东一贯提倡「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反革命」，各种类型的影片的创作人员不得不随着他的指挥棒开动机器，这些怪事在中国国土上发生，并不稀奇。回顾一下并不算悠久的世界卡通电影历史，像中国大陆那样政治一再介入动画电
影的做法，应该算是另辟蹊径了。

　　1975年拍摄的剪纸片《出发之前》描述一群中学生在「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教育和支持下，批判斗争了腐蚀学生以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运动的大坏蛋。」同一年拍摄的木偶片《主谋》，揭露「地主蓄意毒死贫农所饲养的家畜的阴谋」。1977年拍摄的木偶片《火红的岩标》更是匪夷所思，导演居然让一群木偶扮演的「藏族人民深切悼念毛主席，他们在刻有「大救星] 的岩标前，回忆起旧社会做奴隶的苦难岁月，更为祖国的命运担忧。……他们决心紧跟党中央胜利前进。」以上引号内的句子，都引用自这部木偶片摄制完成后的宣传文案。

　　那些政治倾向十分明显的木偶片和动画片通行无阻地向全国发行，而一些带小品趣味、有点反讽现实的动画片却被禁止发行，例如钱家骏在1957年导演的《拔萝卜》和1958年导演的《古博士的新发现》。《拔萝卜》的造型可爱又有趣，出现了小白兔、小猴、小猪、小熊等动物，动物们都拔不出大萝卜，只因为加入了小蜗牛，齐心协力才把萝卜拔出来。影片被禁的原因就出在小蜗牛身上，审查者们认为小白兔等动物都影射了社会上的某一个阶级，而「小蜗牛」也代表了某一种阶级力量。《古博土的新发现》的被禁理由在当时也说不清楚，但是穿西装、光头的古博士造型非常滑稽，看了就令人发笑，背景有点像古堡，和人物较贴切。钱家骏曾经把画在赛璐璐上的古博士造型连同背景送绐动画系的学生们，学生问起影片被禁的原因，钱家骏笑而不答。

　　1958年，由徐景达（动画片《三个和尚》的导演）等人集体创作了一部动画短片《赶英国》，在影片中高喊「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国在1958年订出目标，要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口号，于是，「中国劳动人民先是骑快马，接着把马改成摩托车、火箭，把骑牛的英国人约翰远远地抛在后面。」十五年早已过去，又过去了十五年，第三个十五年已经开始，人世间的美好愿望都能在动画影片中实现。在真实的世界里，并没有仙女的魔棒，也没有飞天的魔毯。敌人并不会因为卡通影片的丑化而一败涂地，朋友也不会因为卡通片的讴歌而情谊永固。真实的世界，诡异多变远胜卡通世界。

　　撇开那些「革命传统」，中国大陆的卡通片成就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在看过大量西洋和东洋卡通片的人们眼中。大陆的卡通片并不是没有师承和完全独创的，早期完全受到苏联动画片的很大影响，中苏关系转坏以后，动画工作者也跟着改变，转致观摩大量的东欧动画片（尤其是波兰的实验动画和风格简洁而又多样的捷克动画）。大陆的动画电影工作者除了集中在规模最大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也有专属的动画组，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及广州的环江电影制片厂也有动画组。上海等各大的电视台都属于动画部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港台两地商人在上海、深圳、南京、杭州等地采取合作方式设置了各种类型的动画公司。把话再拉到五十年代初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派出王树忱（后来导演了动画片《哪剎闹海》）赴苏学习。苏联的动画艺术大师们是在吸收了美国狄斯奈的优点后，再经过动脑筋才创造出带有浓厚俄罗斯风格的动画精品的。中国的动画片导演在学习苏联动画艺术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勇于走新路。以特徫为苜的中国动画电影的负责人懂得把苏联的优秀卡通技术融化为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不是生吞活剥完全照抄，而是深思熟虑细细琢磨，经过这么一番消化，带着浓厚中国风味的影片才能破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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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消化过程，也正是台湾的卡通影片的创作者们所缺少和值得深思的。我曾经在台北新店溪畔的一家卡通公司待过几年，那些只有国中学历的老原画师的「一预备、二正式、三缓冲」的纸上动画人物的行进公式，曾令我大开眼界和叹为观止。在那些原画师的头脑中，以为遵照美国卡通片中的公式去套，套人物或动物的表情、跑步、走路、讲话等等，准没错。只会照抄外国卡通片的片段，只会在旧有的窠穴中翻斛斗，翻得兴高采烈。如果卡通电影的创作者如此容易培养 ，苏联莫斯科和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就不必开设电影学院，大陆的动画系学生也不必学那么多课程了。

　　我们试着分析一下大陆的卡通影片能屡次在国际影展上获奖的原因，光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动画片、木偶片和剪纸片，已有40多部在国内外获奖130多次。卡通电影本来就是一门综合艺术，大陆的卡通电影的创作部门，能够招徕全国各地比较优秀的人材，每当筹备拍摄一部重量级的影片时，都会组成一个很强的班底，例如动画片《大闹天宫》特地聘请张光宇担任造型设计。动画片《三个和尚》的美术设计韩羽，就是河北地区一位极有成就的漫画家，韩羽早在1962年就是剪纸片《一条丝腰带》的美术设计，他所创作的人物造型和背景线条古朴简练，总是为影片增色不少。《三个和尚》的编剧包蕾是一位优秀的童话作家，他从60年代超就是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专业编剧，《美丽的小金鱼》、《金猴降妖》、《金色的海螺》等影片都是他创作和改编的。另外一位儿童文学家金近，从1950年开始，创作了《谢谢小花猫》、《小猫钓鱼》、《摇蘑菇》、《狐狸打猎人》等多部动画片、剪纸片剧本，他在黑白动画片《谢谢小花猫》中为母难写了 一首琅琅上囗的《生蛋歌》：「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生个大鸡蛋，想想真快乐。大鸡蛋，大蛋壳，孵出小鸡来，就会叫咯咯。」为《鸡蛋歌》作曲的黄淮，后来为著名导演谢晋的故事影片《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作曲，她所创作的影片插曲将会随着那部脍炙人囗的经典影片而流传后世。

　　木偶片《孔雀公主》的造型得到国画家程十发的协助，剪纸片《等明天》和《狐狸打猎人》的美术设计分别是黄永玉和韩芙林，后面两位画家都特地从北京远道而来。

　　很多部优秀的卡通影片，都出自流传已久的民间故事或名家之手，例如《孔雀公主》的原著是傣族叙事诗《召树屯》，《金色的海螺》是根据名诗人阮章竞的原著改编的，《济公斗蟋蟀》根据《济公传》等二百四十一回改编。1962年出品的动画片《小溪流》改编自严文井的童话《小溪流之歌》，原著用散文体写出，流利又优美，发人深思。导演却把以小男孩形象出现的溪流改成一个造作的女孩，减少了原著的质朴味道，导演的功力影响了影片的品味。片尾小溪流随着人海流动而逐渐远去的背景，总算还没有把作家严文井的原来构思破坏掉。

　　导演固然重要，编剧也重要。

　　又回想起在台北新店那家卡通公司的情形，记得那家卡通公司的八楼坐着两位女编剧，一位身穿红色上衣，另一位穿着白色外套，一红一白，总是背对着门挺直上身写着剧本，看起来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听说她们一稿、二稿不知道写了多少稿，再加上一位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能说会道的导演的多次指导，结果可想而知。

　　最近那家公司推出了自制的小和尚系列卡通片，影片中的人物一刻不停地动，在镜头处理方面，推拉摇移什么的都使用上了，观众反应却一般。画的虽然是中国庙宇，剧中的小和尚却不如日本的一休小和尚，照例应该是诞生自本土的小和尚更有亲切感更能吸引人才对，事实却相反，效果总不如日本的卡通片集《一休和尚》。

　　并不是把日本人的卡通人物捧上天，问题是人家的卡通人物动静皆宜，内容丰富同时又有内涵。台湾的卡通就业人员似乎很少停笔好好想一想，总是埋头勤于动铅笔。

　　中国大陆的卡通电影最近又有哪些新发展？又有哪些新的探索？我们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92年出品的一部动画短片《漠风》的故事梗概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位现代探险家在沙漠发现古战场遗址，突然狂风大作，埋在沙丘中的木乃伊被卷入高空，竟彼此厮杀起来。最后，风平沙静，探险家沉思离去，遥望古战场，隐隐出来一片绿洲。